之前给这帮学生上课的是他的华夏同事，德国文学博士，他感觉对方的德语造诣给他还深。
但，就是这样高水平的老师，上的课，学生根本听不懂。
他听了一堂课之后，便发现问题了，那就是华夏的外语教育好像太过于有教无类了，似乎在不遗余力地把每一位学生都培养成杰出的文学大师。
上帝啊，你跟平均文化程度初中的工人们讲什么从句？他们当中好多人，写汉字都错别字连天呢。
你让他们听懂从句，搞清楚复杂的德语语法，你不是在存心为难人吗？
不要管什么主谓宾，把关键词能连在一起表达意思就行。
不用担心这样做，他们的雇主会听不懂或者感觉不舒服。
事实上，雇主对他们的耳朵和手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嘴巴。能听清楚最简单的指令，埋头干活就行，雇主没兴趣听他们任何表达。
工人们是去干活的，不是去当文化交流使者的。
德语教师说着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：“这大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，总是为简单的出国学习或者工作，赋予过多的不必要的政治文化意义。”
王潇笑了起来，未予置评，只表示：“那就麻烦您了，请教给我们工人更多实用的德语。”
赵青今天也特地赶到了夜校，好为老板介绍情况。
总共安排一万多名职工出国这事儿，对她来说，要比将南非以及坦桑尼亚的鲜花、水果和坚果打入北京高档餐饮住宿市场更麻烦。
这么多工人啊，这个想这样，那个想那样，每个人的诉求都不同。而且很多人天真无知到宛如智障，油盐不进，沟通起来，真是她生小孩都没掉过这么多头发！
好在，她的心血和汗水没白费，现在总算是差不多把人给安排的差不多了。
除了南非和坦桑尼亚之外，这批新要求出国的工人，赵青主要安排他们出国当基建工了。
当然，作为私人合资企业，单位没有权限安排劳务输出，这活只有国企才可能有资质。
不过，幸运的是，老板跟江东建工集团和江北交工集团关系不错，是后二者的大客户，几乎所有工程都交给它们做了。
投桃报李，赵青以单位的名义跟项目经理联系，表示希望能走建筑集团的途径，把8000号工人安排出国干活，后者立马答应了。
“主要是工人比农民好管。”赵青实话实说，“他们的劳动纪律意识强，遵守规矩的概念是刻在脑袋里头的，建工那边愿意要他们。”
王潇好奇了下：“都是什么项目啊？在哪个国家？”
“一个是巴基斯坦的项目，月薪到手2800，三年工作期，另外有完工奖金。派差不多5000个人过去。另一个在马来西亚，3000人。剩下的——”
她伸手指了下教室，“差不多1000人去德国当季节采摘工，另外一千人分散在南非以及坦桑尼亚。”
德国这个季节采摘工的项目，是被硬逼出来的。
因为不少工人吵着闹着，坚决要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欧美和日本都行，搭钱进去也行。
实在没办法，赵青通过杨桃了解到，老板在罗马尼亚，还专门安排了人搞芦笋等种植项目，负责人是跟杨桃同一批进单位的。
赵青便立刻把主意打到这位负责人头上。
既然罗马尼亚人可以像候鸟一样，去德国当季节采摘工，那么是不是北京的工人也可以干这活？
大不了他们的工资更低点呗。
几个人一商量，嘿，别说，还真把这事儿给办成了。德国对季节采摘工的需求，堪比这时代新疆农场对采棉工的需要，来多少要多少。
至于政策限制，她们也狡猾地钻到了空子，通过老板在罗马尼亚控股的劳务公司（方便从国内带服装工人过去），把北京这批工人混编在东欧劳工中，再通过相熟的农场关系，办理3个月的季节性工作签证，再去德国。
“报名想去的人很多，这一千人是筛选后的结果。”
她优先选择的是下放过的回城知青。
倒不是她认为知青就特别能吃苦，而是因为知青下放的时候干过农活，对这方面比较了解，上手快。
而且现在知青普遍都有四十岁多岁了，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最大，且有家人牵绊的时候，做事更不容易冲动，晓得三思而后行的道理。
简单点讲，就是好管，不容易出事。
否则收工人百分之二十的工资当管理费，分给罗马尼亚—德国关系百分之十，他们手上剩下的百分之十，还不够给工人们收拾烂摊子呢。
王潇又关心了句：“那没被选上的人，没闹？”
赵青笑道：“我告诉他们，去当基建工不会外语也没关系。”
因为大型国企承建的项目，工地就是一个独立王国，相当于当年的三线工厂，不跟本地人产生任何联系，也不耽误生活。
而且你在里面完全不怕孤单，周围全是华夏人。
这对看着外语单词就崩溃的工人来说，吸引力不小。
王潇笑了起来：“也好，交给他们管，我们不费神。”
正说话间，教室后面一个两鬓发白的老头儿磨蹭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王潇面前：“老板，你是老板吧。那个，我想问问看，能不能让我在德国一直工作啊？我是钳工，七级的，我有手艺，不能光让我摘葡萄啊。”
王潇看了眼老工人，提醒他：“你可以问问老师，他是德国人，他更了解德国的政策。”
老头儿满脸愁容：“他就是说不行，讲要重新参加德国的技能考试，德语的，我哪会呢。”
王潇平静地看他：“你不会，那我也没办法啊。”
老头儿眉毛竖起来了，声音也高了八度：“我有手艺啊，我会干活啊！”
王潇简直无语了：“德国不缺技工。你不要忘了德国是东西德统一的结果，柏林墙倒了以后，东德的工厂从计划经济想市场经济转变，难以适应。好几百家工厂都倒闭了，要么兼并了。失业的东德技工们自己都在街上打砸苏联机器泄愤，找不到工作。人家还是正儿八经的德国人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