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年后。
因为疫情封关，我和k有一年半没见玉明了。最近终于重开边境，我们能够坐飞机到他所在的国家，又转机到他所在的小城市。他在电话里懒懒的：“我烤肉呢，就不出来了，还记得路吧？”
十年前，我们辗转到欧洲，相当费了一番功夫，才找到工作机会。在欧洲安定下来不久，我和k就和平分开，断联了三年。只是我仍有他的银行卡账户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会将工资存一部分给k。
那时候我很倔，一定要逼自己分清爱和感激的区别，以至于我不愿面对k，不愿面对自己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会想起和他在北京相处的一年半，想起我们血腥青春里的那一场大火。
2016年年底，我的居留有了眉目，于是和妈妈在香港见了一面，问她要不要考虑用特殊的渠道来欧洲投奔我。她只说弟弟还要念大学，希望我在外面能平安健康——她罕见地袒露自己的内心：1989年她在北外未完的梦，她希望我帮她做下去。
接着，我动身去找了玉明，听说他开了一间中餐馆，我想去见见他。
那天正下雪，我刚进门，就看见k坐在吧台上和他一起喝啤酒。有别于我的紧张激动，k很自然地问我的近况，我还没答话，玉明就倒了满满一杯啤酒给我，请我坐下。
k没什么变化，穿衣打扮都还是那种休闲日系风格，他在一间本地学校教中文，偶尔代音乐课。我问他，你还搞翻唱吗？他摆摆手，不敢露脸，声音也不方便，不做了。
我说我在旅行社当导游，正在重新读兼读本科，想以后去图书馆工作。我问他你身体怎么样，爷爷奶奶好不好？他说最近他们才来欧洲看他，至于腿，他从椅子上下来，走了几圈给我看，如果不细心观察，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。
那晚，我们三人从吧台聊到沙发，一直聊，聊到第二天天刚亮，雪光从窗子里透出来，我和k靠在一起睡着了。醒来之后，我们相视一笑，我说我还爱你，我们要不要重温京华旧梦。他脸蹭地红了，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，语无伦次给他奶奶打电话。
从机场出来，转巴士，到站后还要再走两公里。等我们顶着大太阳，走到饭店门口时，已经汗流浃背。玉明来开门，请我们坐下，给我们现做苏打水。我盯着他的脸恍惚了一下——其实我记忆中他一直是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新华社记者，只是他为躲通缉，现在整了容，面相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了。
烧烤店吧台上摆着一张有些褪色的合影，是他和k小时候在蒙东的公园，和他们的父亲一起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