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刚刚“大出血”了一回，我给冯可临送了个大礼。我很早就知道该送的钱不能不送（那时候我父母还有心教我点什么），从前觉得这是白白流失，直到几年前我比同期的人更早升了课长，送钱这件事在我这就越发理所应当，也越发舍得了。安萧知道我给冯可临送礼的事，但她又不能问我什么。我感觉到她对我的观察，又感觉到她回归正常，这整个阶段里我对消息守口如瓶。
送完礼之后我能做的只有等待，冯可临收下红包的过程是顺畅的，这种顺畅让我觉得她心里早就为我预留了位置。职位调动的消息向来由少数人传播着，这像某种鱼线一样，把红包和金条从欲望海里变现。
我设想了很多我的去向，其中最好的是被调去别的分部当个小领导，我不能再和安萧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了。我离开这里，然后结交更能为我搭梯子的人，或许甚至不结交了，升上去之后工作轻松钱又足够，接下来就佛系一点，爱提拔不提拔。交上房租之后我还能有很多可支配的资金，我和安萧也能没什么顾虑地换新东西，还能留下存款——这段时间我浸泡在这种想象里，忽然就觉得所谓法律纽带带来的安全感，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钱而已。当我们富裕起来，那种一劳永逸的美好真叫我不敢想。
我常常看着安萧就笑起来了，她问我笑什么，我又抿着嘴摇摇头。我自以为用强大的忍耐力忍住了和她一起勾画美好未来的渴望，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自救——那时尚不知结果的我，为日后失魂落魄的自己留下一条出口。
那都是后话了。
我们今天是没有计划的，一个下雪的周末很难让人再去计划什么。我们一直在床上待着不起来，连交流也点到为止。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角落痒痒的，但是不能在同一个瞬间激起。我的双腿缠上她的时候她只是捏捏我，而她环抱过来时我却浅浅地睡着。这种循环一直持续到电话震动起来，安萧把我的手机拔下来给我。
“谁？”我伸手接过手机。
“詹摄影。”
安萧回答我的时候我也已经看到了手机屏幕：“啊……”
“喂，诶，詹老板您好……”
是客户。
所以我说我们这行是没有什么周末可言的，我们的时间从来都跟着客户走，这种时候客户突然打过电话来，说今天正好有空可以见面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呢？
“好的好的，那詹老板下午见——嗯是的，还是那里吧，不会不会——好的再见。”
有些人会当做没听见或者直接告诉对方今天没时间，我也常有这种冲动，但我总是能很快反应过来自己根本没有这种资本。还没有升职的现在，我应该继续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努力下去。
“客户？”安萧帮我把手机继续充上电。
“嗯，我之前跟你说过吧，卖摄像头的那个廖修，想买‘小保保’。”
离婚险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能上得了台面的事，放眼整个国家的保险公司，离婚险做得很成熟的只有我们安吉。大概是为了吉利吧，我们内部也不称之为离婚险，而是叫花名“小保保”，这在我看来别有一番讽刺的意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