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看看监控，看谁抱着一束玫瑰离开这里。”韦弗莱道，“莉莉，你去。”
那个女警官点点头，转过身来看到我，温和地笑了笑，我侧身向旁退去，就听她在走道里低声道：“华尔，克雷尔·卡勒是不受信任的。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不顾及别人......”
克雷尔重重地敲了几下墙壁。
“顺便劳驾，弗瑞曼。帮我看看她在死前最后的午餐会见了谁。”他走到尸体旁，从尸体口袋里掏出一片揉成团的纸，“她去了英格兰餐馆，点了两份芝士黄油面包和一份什锦蛋糕。”
我带着韦弗莱和克雷尔走到诊所大堂，给他们一人接了一杯水。克雷尔看了看四周，坐了下来：“那真是完美的自杀现场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韦弗莱几口将水喝干净了，起身又去装水。
“阿妮娅的父亲或母亲是日本人，从她的脸型可以看出来。她在进屋前有脱鞋的习惯，是吗——颜阑医生？”
“没错。”我道，“我不是医生。”
“每个等候室定期清扫，从不积灰，所以不容易留下明显痕迹。”他低着头，双手交握着，拇指靠在一起不住打转，“东区刚刚下了大雨，那位小姐没有带伞。显然，她吃完午饭后脱下高跟鞋跑了一整子，以至于衣服和脚底沾上水渍。”
“说慢点......”韦弗莱咳嗽一声。
“不能，抱歉。”他继续道，“看哪，这位可怜的小姐在房间里踱步，最终带着某种暗示站在一把椅子上把整面墙刷成了红色，然后——bang，一枪结束了自己的苦难。”
非常符合逻辑。
“这当然是大错特错。”克雷尔直起身，“尸体搬走了吗？我想我得回那个房间。”
韦弗莱去取监控录像，我陪着克雷尔去一号等候室。他站在门口，低头看了看那双高跟鞋，道：“下面我说，别出声。”
阿妮娅·安德鲁，29岁左右，从事政府文秘工作。今天是周六，她在中午十二时许到了布什菲尔德街，和一个男人共进午餐。她收到了一束红玫瑰，是个人都知道那代表什么。
她在午饭后来到了这家心理诊所，但没有预约，似乎要找谁。但在之后，她在前往偏僻等候室的路上被劫持。
“凶手带着无指纹手套，脚上也穿着鞋套。凶手脱下她的鞋，摆着门口。”克雷尔跨进门，“那人显然用什么捆绑了她的手腕，只留下极细微的红痕，一般人看不出来。”
“阿妮娅绝对不可能是自杀。如果是开枪自杀，她的手会无力地垂放在体侧，而不是交叠在膝盖上。”我加上一句。
“这很明显吗？”
“啊，是的。”
“那我们继续。”克雷尔走到房间中央，那些脚印已经被喷洒了反光涂料，还算明显，“凶手打晕过受害者，因为她头部有淤青。她被平放在一旁，凶手用大约五分钟的时间粗略地把墙刷成红色——是个熟练工，紧接着，凶手正式杀害了她。”